CERN艺术驻地:将宇宙机制转译为装置艺术
arts at CERN translate the mechanics of the universe into creative installations
designboom报道CERN艺术项目,介绍艺术家驻留与委约创作如何将粒子物理、实验数据与抽象维度转化为可感知的装置。文中列举Julius von Bismarck的四维超立方体雕塑、Semiconductor基于ATLAS数据的HALO装置,以及Collide驻地奖得主Emilija Škarnulytė的创作,探讨艺术与科学在探索人类感知边界上的共通性。
深度解读
CERN真正在做的事,除了运行大型强子对撞机、发明万维网,还包括系统性地把艺术家请进实验室,让他们把看不见的粒子、抽象的高维空间和实验数据翻译成可感知的装置——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“科普”,它正在为科学机构提供一种稀缺的能力:把无法被公众消化的抽象,转化为可以被身体经验的东西。
一个被低估的机构职能:CERN的艺术驻留不是装饰
多数人对CERN的认知停留在“物理”二字上,这没错,但漏掉了一条持续运作的线索。作为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,CERN一边维护大型强子对撞机(LHC),一边通过Arts at CERN的艺术家驻留、委约和公共项目,把Tomás Saraceno、Ryoji Ikeda、Semiconductor、Julius von Bismarck这类艺术家请进来,与科学家和机器共处。这不是给实验室贴文化标签,而是让艺术介入科学表达的瓶颈环节。
当一个人坐在e=mc²面前,或者盯着一间实验室里的线缆、按钮和指示灯,究竟有多少信号真正抵达了大脑?
这个问题是理解CERN艺术项目的钥匙。20世纪的物理学发现被电影反复消费——《奥本海默》(2023)用原子弹,《星际穿越》(2014)用时间膨胀和虫洞——但影像的震撼并不等于理解。艺术在这里承担的功能,是把方程和仪器转化为感官经验,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反过来提示科学工具的新用法。
四维立方体:把“无法把握”做成一台会呼吸的机器
Julius von Bismarck 2023年的雕塑《Round About Four Dimensions》是这套逻辑最清晰的样本。他做过柏林空间实验研究所的学徒,这次造的是一个tesseract,也就是四维立方体在三维世界里的“影子”。作品由铝、不锈钢、黄铜、聚合物和电子元件构成,是一个网状、立方体形态的结构。
关键在于它的运动方式。Arts at CERN的表述是:这种三维的旋转运动,是一个四维旋转的投影,一种我们无法完全把握的现象;而这件动态雕塑让这个此前不可触摸的概念活了起来,它无休止地自我缠绕。具体到工程细节,雕塑有32条可伸缩的棱边,视觉上像是中心被自身吞掉,或者整体翻了个面。控制来自一套软件编程系统。
所以呢?这件作品的价值不在于“解释”四维——它根本解释不了,人脑也没有对应器官——而在于它制造了一种认知上的接近感: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在逻辑上自洽、在感知上悖谬的物体持续运转。这正是科学传播最难抵达的地带,文字和公式在这里全部失效,只有动态的空间经验能顶上去。
HALO:把ATLAS的数据流放慢到人眼能接收的速度
Semiconductor(艺术家组合)2018年的《HALO》走的是另一条路:不是造形,而是调时间。项目背景是LHC里的ATLAS——一个“通用目的探测器”,本质上是一套相机与记录设备,负责追踪LHC内部实验的结果。LHC本身把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,而另一个实验ALICE研究的是极端能量密度下强相互作用物质的物理,那里会形成一种叫夸克-胶子等离子体的物态。
Semiconductor在2015年驻留CERN期间摸清了这些机器怎么工作,然后在2018年的作品里做了一件非常具体的事:把ATLAS涌出的海量信息放慢,转成人类眼睛和耳朵能接收的声音与闪光。作品是一个圆柱形装置,可进入,形态上呼应了机器本身的管状结构。该项目由Audemars Piguet与CERN合作委约,并在2018年巴塞尔艺术展期间展出。
这里的“所以呢”很硬:粒子对撞产生的数据速率远超人的感知带宽,科学靠算法和统计消化它,公众则完全被排除在外。《HALO》做的是一次感知带宽的适配——不是简化数据,而是改变数据呈现的时间尺度,让不可见变得可听可见。这是艺术在科学链条里少有的、不可替代的位置。
Collide驻留:把“基础设施”本身当作题材
CERN的驻留体系里,Collide是国际性的驻留奖项。最近一届与诺贝尔奖博物馆合作,颁给了立陶宛出生的艺术家Emilija Škarnulytė,项目名为Collide Stockholm。CERN对她实践的描述值得逐字读:扎根于对基础设施的探索,这些基础设施在可见与不可见、人与后人类、当下与深层时间之间进行中介。
她的媒介是冥想式的运动影像和沉浸式视听装置,题材是塑造自然世界的隐藏系统与过程,手法是不断把观众的视角推离人类感知的边界。另一条驻留线索是AATB(Andrea Anner与Thibault Brevet),他们在MEDICIS设施与科学家Laura Lambert共处;还有艺术家Rohini Devasher,参与了Connect India双驻留项目,在印度班加罗尔的国际理论科学中心(ICTS)工作。
这些名字和设施名放在一起,透露的是方法论:CERN不要求艺术家产出“关于物理的作品”,而是让他们进入具体的基础设施现场——MEDICIS、ICTS、ATLAS——从内部理解科学的生产条件。Škarnulytė的“深层时间”视角尤其说明问题:粒子物理和地质时间尺度在她那里是同一个关于“人类尺度之外”的命题。
艺术与科学共享同一个驱动力,但产出的是不同的东西
把这些案例串起来看,CERN的艺术项目揭示的并不是“艺术也能很科学”这种软话,而是一个更结构性的判断:艺术和科学被同一种欲望驱动——理解人类感知边界之外的东西,无论那是最小的物质粒子、无法亲历的维度,还是自然世界隐藏的基础设施。
区别在于输出。科学输出的是可验证的模型和数据,艺术输出的是感官的、空间的、沉浸的遭遇。CERN把后者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,等于承认了一件事:科学机构如果只靠论文和新闻稿与公众沟通,就会在“意义生产”这一环上持续失血。艺术家在这里做的,不只是让科学变得可及,而是重新安排人与宇宙的位置关系——这件事,加速器和探测器自己做不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