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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MA合伙人谈城市未来:本地语境至关重要

david gianotten of OMA on why local context matters in shaping future cities

OMA管理合伙人David Gianotten接受designboom专访,探讨未来城市生活。他认为15分钟城市虽是有价值的框架,但不应作为通用规划模式。城市发展必须考虑本地历史、基础设施、文化习惯和经济条件。他主张通过多尺度项目组合推动城市转型,强调建筑师的真正影响力在于凝聚人群、启动变革,而非单打独斗。

深度解读

城市正在从“生产机器”转向“生活容器”,而OMA管理合伙人David Gianotten的核心判断是:任何脱离地方语境的通用城市模型——哪怕是风靡全球的“15分钟城市”——都只是危险的蓝图,真正的城市更新必须从既有条件、历史沉积和居民共识中生长出来。

从“15分钟城市”的陷阱说起

Gianotten对“15分钟城市”的态度是典型的OMA式审慎:他承认这是一个“有价值的框架”,但坚决反对将其当作“通用规划模型”。这个概念的诱惑力在于它的简洁——步行或骑行15分钟内满足日常需求,减少汽车依赖,让居住、工作、休闲和服务彼此靠近。但Gianotten尖锐地指出,这个看似中性的可达性承诺背后藏着土地价值的连锁反应:“新的交通连接和本地设施会重塑土地价值,对住房 affordability、开发和准入产生重要影响。”换句话说,一个因为步行友好、配套完善而变得宜居的街区,恰恰会因为这些优势而推高房价,最终把原本要服务的人群挤出局。所以呢?15分钟城市不是解决方案,而是一个需要被审问的命题:谁来享受这个15分钟?谁付得起这个15分钟?

香港购物中心与罗马的“重写本”

Gianotten对通用模型的怀疑不是书斋里的思辨,而是来自OMA横跨三大洲的实践对照。他以Victor Gruen为例——这位被誉为“购物中心之父”的建筑师,最初设想的是为汽车郊区服务的 civic center,结果这一类型最终成了郊区蔓延和市中心衰落的同谋。但同样的购物中心类型,在亚洲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:在香港,Gianotten住了七年,他看到购物、休闲、工作、交通高度集中在单一交通节点上,商场与地铁无缝咬合,成为高密度城市生活的脊柱。同一个类型,在北美催生蔓延,在亚洲却强化了密度——这说明什么?说明城市形态不是设计公式的产物,而是基础设施、文化习惯、土地制度、政治体制和存量建筑共同作用的沉积物。

由此引出Gianotten对罗马的观察:OMA的“Roma Continua”项目把罗马未来25年的发展视为一个 palimpsest(重写本)——不是白纸上画新图,而是“识别已存在的东西,并添加能支持未来城市生活形态的新结构和系统”。这个隐喻至关重要:城市更新不是擦除,而是叠加;不是革命,而是积累。未来的城市不必抹掉那些赋予场所身份的结构、习惯和关系,而是在其之上书写新的层次。

从总体规划到“城市针灸”

当建筑从单体走向片区,Gianotten对建筑师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根本转变。他明确反对“建筑师的英雄叙事”:“城市规划与建筑不仅仅是物理 artifact,而是与社会、经济、政治结构深度交织的学科。”这意味着,总体规划只是搭了一个框架,真正的成败取决于政府、开发商、机构、投资者、社区和设计师之间持续博弈的关系网络。他特别强调:“城市转型很少通过单一的宏大姿态发生,它往往通过不同时间尺度的项目组合浮现——从小尺度的城市针灸式干预到重大基础设施投资。”

这直接改变了建筑 agency 的定义。在Gianotten看来,建筑的真实力量在于“把人聚集在一起,启动变革的进程”,而它的局限恰恰在于“假设自己能单独行动”。这句话值得所有建筑师贴在墙上:你不是城市的主笔,你是城市对话的召集人。

台北的“逆向委托”:当居民成为甲方

最能体现Gianotten这套理念的案例在台北。OMA正在做一个1960年代住宅区的更新项目,而委托方不是政府或开发商,而是居民自己。这个细节本身就是对传统城市更新权力结构的颠覆。项目发现,这个低密度、建筑相互连通、绿意充沛的老社区,其特质恰恰是居民最想保留的东西。Gianotten说:“通过与居民的大量对话,我们了解到这些品质正是他们珍视并希望保留的。”所以呢?这不仅是参与式设计的胜利,更是对“更新=推倒重来”这一默认逻辑的釜底抽薪。当居民成为甲方,建筑师的职责就从“提供方案”变成了“翻译共识”——把居民说不清道不明的日常依恋,转译为可建造的空间语言。

地方性不是怀旧,而是操作系统

把Gianotten的论述串起来看,他真正反对的不是“15分钟城市”这个具体概念,而是所有试图用一套普适参数来压缩城市复杂性的思维懒惰。地方性不是一种文化乡愁,而是一个操作系统——它决定了任何外来模型在本地的运行方式。香港的商场和罗马的重写本都在证明:同一个类型、同一套策略,在不同的地方会跑出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建筑师能做的,不是发明新的通用公式,而是学会阅读每个地方的沉积层,找到那些已经存在但尚未展开的潜力。

而这一切的最终指向,是Gianotten反复强调的那个词:可达性。不是抽象的空间可达,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可达——让不同收入、不同年龄、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持续地留在一个地方,共享城市生活的红利。15分钟城市如果只是让富人住得更方便,那它不过是绅士化的加速器;只有当它成为保护 affordability 和 diversity 的机制时,才配得上“引导性愿景”这个称谓。城市,终究是人的集合,而不是模型的投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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