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野生动物留出空间的建筑

建筑正在从“拒绝自然”转向“容纳自然”，而这场转变的深度远超在墙上开几个洞——它要求建筑师把人类之外的物种当作真正的“业主”，重新分配空间、材料甚至设计决策权。

从“维护问题”到“设计前提”：物种共居的范式转移

传统建筑学的基本逻辑是明确的内外之分：墙体隔绝风雨，屋顶遮蔽天空，暖通系统维持恒温恒湿的“人类舒适区”。在这种逻辑下，鸟类在檐下筑巢、昆虫钻进墙缝，统统被归类为需要处理的“维护问题”——它们是对建筑完整性的破坏，是必须被清除的意外。这正是过去一个世纪里，全球建筑规范、材料科学和施工工艺共同强化的默认值：建筑越封闭、越可控、越不依赖外部环境，就被认为越“先进”。

然而，designboom在过去十年持续追踪的一组项目，正在系统性地颠覆这个默认值。这些建筑不再把“缝隙”当作施工缺陷，而是当作设计意图本身；不再把野生动物的出现视为管理失败，而是视为设计成功的指标。这场变革的核心不是技术突破，而是伦理立场的翻转：建筑服务的对象从“人类业主”扩展为“生态系统共同体”，而墙体、屋顶、立面这些最基本的建筑元素，重新被定义为“共享居住空间”。

十年数据验证：混凝土墙上的生态奇迹

法国布洛涅-比扬古的科学与生物多样性学校（ChartierDalix事务所，2014年建成）提供了这场变革最有力的实证。这栋建筑的混凝土外墙被刻意塑造成带有凸缘、凹槽、裂缝和缝隙的形态，设计之初就明确这些空间是留给植被和野生动物的“预留居所”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激进的概念宣言，但真正的说服力来自建成十年后的生态调查数据：207种植物、138种动物在这面墙上安家，总计345个物种，其生物多样性水平已相当于一座城市公园。

这个数字的震撼之处在于它的“非人工性”——许多物种并非来自设计师的初始种植清单，而是通过风力传播、鸟类排泄、昆虫携带等自然途径自发抵达。土壤在微小的凹槽中积聚，种子随风落入，表面风化创造出新的微生境，生物们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居所。这意味着建筑立面不是一张静态的照片，而是一个持续演化的生态系统。那些竣工时拍摄的光鲜照片，记录的只是故事的序章，而非结局。

所以呢？这直接挑战了建筑行业“交付即完成”的行业惯例。如果一栋建筑在十年后才达到其生态功能的巅峰，那么建筑师的责任边界就远远超出了施工结束的那一天。这要求设计团队与生态学家、生物学家建立长期合作，把“后期维护”重新定义为“生态培育”，并接受建筑外观会随着时间改变——这对那些追求“完美效果图”的甲方和媒体来说，是一次认知上的根本性冲击。

尺度光谱：从度假小屋到300个鸟巢的球形立面

当共居理念从公共建筑延伸到私人住宅，设计的操作尺度变得更加细腻。荷兰i29事务所与Namo Architecture设计的Buitenverblijf Nest度假屋（2024年），在霍格费吕沃国家公园的树梢之间，以纤细支柱撑起一座黑色高耸体量，远看如同一个放大的鸟屋。这种相似不仅是轮廓上的——三层立面逐层外扩，创造出足够的深度容纳筑巢空间；覆层背后的空腔为鸟类和蝙蝠提供庇护；架空地板下方的区域同样可以成为动物的栖息地。人类在其中享有55平方米的紧凑空间和开阔视野，而建筑“厚度”内部，隐藏着另一套人类无法进入的“房间”。

这种“平行空间”策略在BIG建筑事务所的Treehotel生物圈客房（瑞典哈拉斯，2022年）中达到了视觉上的极致。这座玻璃客房被包裹在一个由350个鸟屋组成的球形云团中，尺寸和位置由瑞典鸟类学家Ulf Öhman根据当地鸟类种群数据精心设计，鸟屋之间留出缝隙以保证室内采光和视野。鸟屋不仅是一个装饰性的“生态外皮”，它们直接决定了建筑最醒目的设计特征——从室内看，客人透过一层为另一种居民设计的“屏幕”观察外界；从室外看，人类的居住空间几乎消失在鸟群的家园之后。

所以呢？这两个项目把“共居”从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体验。人类居民被迫意识到，自己并非空间的唯一使用者，而是“租客”之一。这种体验的日常化——比如清晨被鸟鸣而非闹钟唤醒，或者在室内观察到蝙蝠在墙面空腔中活动——会潜移默化地改变居住者对“家”的定义。当建筑不再是一个完全隐私的“堡垒”，而是一个与周围生命网络交织的“节点”，居住者的环境伦理意识就不仅是知识层面的，而是身体层面的。

生态修复的建筑学：当野生动物改变设计图纸

在西班牙穆尔西亚的Rambla Climate-House（Andrés Jaque / 政治创新事务所与Miguel Mesa del Castillo合作，2022年），共居理念升级为主动生态修复。这栋住宅位于一个郊区地带，季节性降雨形成的沟壑系统在开发中被大量夷平。建筑的设计目标不是简单地“容纳”野生动物，而是“重建”一个生态系统：屋顶收集的雨水和洗漱淋浴产生的灰水，被引入一个椭圆形的重建河床区域，湿度与电导率传感器实时监控并调节环境条件。住宅的房间围绕这个持续变化的景观曲线布局，整个平面组织服从于生态修复的需求。

结果令人鼓舞：在恢复水文条件后约一年内，植被和野生动物开始回归。这个项目将“容纳”的尺度从巢穴大小的空腔扩展到了整个场地的水文循环。其他生命系统的需求直接决定了水的流向、住宅的组织方式以及居住者的维护工作——人类不再是环境的“主宰者”，而是生态系统的“管理员”。

Jaque在马德里的Reggio学校（2022年）中，将同样的理念落实在材料层面。约80%的外立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喷射软木，其不规则表面被设计用来收集有机物质，最终支持微生物、植物和动物的生长。软木的粗糙感超越了外观或保温的功能，它本身就是“生命基质”——为其他生命形式提供立足点。designboom在2019年报道了该学校的早期方案，2022年跟进竣工项目，今年又回到Jaque的实践中，探讨他如何描述“支持扩展生态系统的建筑”。这层软木皮让抽象的理念变得物理化：建筑的皮肤，成为生态的土壤。

所以呢？这两个项目表明，共居设计不是一种“附加项”，而是一种“重新布线”。它要求建筑师放弃对建筑形态的绝对控制，把一部分设计决策权交给生态过程。水流的路径、材料的粗糙度、立面的开合，都必须以“生态系统健康”而非“人类审美”为优化目标。这对建筑教育、设计工具和施工工艺都提出了全新要求——建筑师需要具备生态学知识，设计软件需要能模拟物种迁移和植被演替，施工现场则需要接受“不完美”的粗糙表面。

同一街区，不同物种身份：城市尺度的生态差异化

当共居理念被应用到城市住宅街区，它开始重塑城市形态的多样性。MVRDV在阿姆斯特丹奥斯滕堡岛的De Oosterlingen项目，由七栋建筑并排组成，各自拥有不同的高度、屋顶轮廓和立面系统，同时为蜜蜂、蝴蝶、燕子、麻雀和蝙蝠提供栖息条件。这个项目的激进之处在于其命名与功能的直接对应：一端是17层的“燕子塔”，另一端的“养蜂人”建筑采用干砌砖，其他建筑则试验赤陶、夯土和生物基立面组件。

物种和建造系统的组合，开始赋予同一街区内的不同建筑以独特的“生态身份”。传统住宅开发的差异化维度通常是户型、产权模式、高度或功能，而De Oosterlingen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：不同的建筑提供不同的生态机会。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多样性，更是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种“空间规划”——不同物种在不同建筑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栖息条件，整个街区成为一个微观生态网络。

所以呢？这个项目展示了共居理念在城市更新中的可操作性。它不要求每栋建筑都成为“生态圣殿”，而是通过街区尺度的功能分配，实现物种多样性。对于开发商而言，这意味着“生态差异化”可以成为新的市场卖点——就像户型设计满足不同人类需求一样，立面设计可以满足不同物种需求。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，这提供了一种将生物多样性目标纳入土地出让和建筑许可的新思路。

建筑的本体论革命：从“人类容器”到“生命网络”

纵观这些项目，一个更深层的变革正在浮现：建筑的本体论正在被重新定义。传统建筑学认为，建筑是“人类的容器”，是保护人类活动免受自然干扰的“第二层皮肤”。而共居建筑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：建筑是“生命网络的节点”，是人类与其他物种共同编织的“多物种居所”。

这种转变的哲学基础，是承认人类并非地球上唯一有权利获得“住所”的物种。墙体的厚度、屋顶的坡度、立面的材质，这些看似中性的技术参数，实际上都隐含着“谁被允许进入”的政治决策。当建筑师决定在墙上留下缝隙，或在外立面覆盖软木，他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空间正义的分配——把原本属于人类的建筑空间，让渡给其他生命形式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项目都选择了“极端”的设计策略：要么是纯粹的混凝土粗糙面（ChartierDalix），要么是极端的鸟屋球体（BIG），要么是几乎覆盖全部立面的软木层（Jaque）。因为这种让渡不是装饰性的，而是结构性的——它要求建筑师从根本上放弃“建筑属于人类”的预设，接受建筑是一个“多物种共同演化的过程”。

对行业与从业者的现实冲击

这些实验性项目对主流建筑实践的冲击是逐步但深刻的。首先，它改变了建筑性能评估的标准。传统的绿色建筑认证（如LEED、BREEAM）主要关注能源消耗、材料可持续性等“人类中心”指标，而共居建筑提出了新的评估维度：生物多样性增量。一栋建筑在建成十年后，是否比建造前支持了更多的物种？这要求建立长期的生态监测机制，并将监测结果纳入建筑价值评估。

其次，它挑战了建筑师的职业边界。这些项目的成功，离不开鸟类学家（BIG项目）、生态学家（Rambla Climate-House项目）和生物学家（Reggio学校项目）的深度参与。建筑师不再是“总设计师”，而是“协调者”之一，需要与其他学科的专家共同决策。这对建筑教育提出了改革要求——未来的建筑师需要具备基本的生态学知识，理解物种互作、栖息地连接和生态系统服务。

最后，它重新定义了建筑的“完成”概念。传统建筑在竣工时就达到了“完成状态”，随后是漫长的“退化”过程。而共居建筑在竣工时只是“初始状态”，其真正的“完成”是在生态演替数年后才实现的。这意味着建筑师需要改变对“作品”的理解，接受建筑是一个“持续生长的有机体”，而非“静止的雕塑”。

结语：墙上的生命，是建筑未来的镜子

这些项目最深刻的启示，或许在于它们揭示了建筑的一种“双重时间性”。人类的生活节奏以分钟、小时、天为单位，而生态演替以年、十年、世纪为单位。当建筑师在墙上留下一个缝隙，他不仅是为当下的燕子提供巢穴，更是为未来数十年的苔藓、昆虫和鸟类提供了一个演替的起点。建筑因此不再是一个“完成品”，而是一个“时间的容器”——它同时承载着人类当下的生活，和非人类物种未来的可能性。

回到开头的问题：“谁有权住在墙里？”这些项目给出的答案是：所有需要居所的生命。当人类学会与鸟类、蝙蝠、昆虫和植物共享墙壁、屋顶和立面，建筑才真正实现了其最古老的功能——不是隔绝，而是庇护；不是占领，而是共生。这面墙上的生命，不仅是生态多样性的证明，更是建筑学未来的一面镜子——映照出我们如何重新定义“家园”的边界。